Tirado教授以“UNIDROIT《数字资产与私法原则》立法精神与核心要义”为主题，阐述了UNIDROIT的发展历史、《数字资产与私法原则》（Principles on Digital Assets and Private Law, DAPL）的立法背景，厘清了数字资产的定义和“控制“概念以及如何构建数字资产托管、关联数字资产等法律问题。

Ignacio Tirado教授首先介绍了UNIDROIT的历史和使命。Ignacio Tirado教授以UNIDROIT百年发展历程为切入点，系统阐述了该机构推动全球私法协调与现代化的使命。他提到，UNIDROIT成立于1926年国际联盟框架下，始终致力于通过法律规则的统一降低跨境交易成本，其影响力已覆盖全球65个成员国及90%的经济体量。“法律协调不是抽象的理想，而是经济发展的现实工具。”Ignacio Tirado教授举例指出，当企业家在印尼、西班牙或新加坡投资时，统一的私法规则能大幅降低法律风险与合规成本。这一理念在数字资产领域显得尤为重要——随着区块链、人工智能等技术迅猛发展，传统物权制度面临“无形财产确权难”“跨境规则冲突多”等挑战，而各国立法滞后性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加剧。为此，UNIDROIT于2023年启动DAPL制定工作，汇聚30位国际专家及52家机构观察员，历时两年形成全球首部数字资产私法框架。

Ignacio Tirado教授对《数字资产与私法原则》的内容作了介绍和说明。首先，对数字资产和控制的概念进行了介绍，DAPL的核心突破在于重新定义数字资产的“控制”概念。Ignacio Tirado教授指出，传统大陆法系以“占有”作为物权公示的核心手段——无论是德国民法典中的“Besitz”还是中国物权法中的“占有”，均强调对物理实体的实际支配。然而，数字资产的本质是一串加密代码，既无法触摸，也难以通过物理空间界定权属。DAPL创造性地提出：“控制在功能上等同于占有。”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，通过私钥的转移实现权利的排他性交付。例如，当A将比特币私钥转移给B时，B即成为该资产的唯一控制者，其法律效果等同于传统场景中交付一把仓库钥匙或一辆汽车。这种“功能等同”并非理论空想，而是植根于商业实践与历史经验。Ignacio Tirado教授以汇票的流通规则为例：当汇票通过背书转让时，持有汇票的受让人优先于仅通过登记设立担保权的债权人。DAPL将这一逻辑移植至数字资产领域，主张“控制优先于登记”。

接着，Ignacio Tirado教授就托管制度和关联数字资产进行了介绍。他以日本Mt.Gox交易所破产案为例，说明资产混同导致的客户损失，强调DAPL要求托管关系必须实现破产隔离——若平台仅为客户代持数字资产，破产时须确保客资产独立于平台财产。这一设计直击当前加密货币托管乱象，为全球立法提供了风险防控范本。因此，DAPL建议，各国在立法中引入明确规则，确保客户资产的独立性和托管的法律效力。

Ignacio Tirado教授在进一步探讨了DAPL跨境法律适用问题上展现出的前瞻性。其第五条规定，数字资产可通过技术代码明示适用某国法律（如尼日利亚法），未指定时则依次适用系统所属法、发行人法。Ignacio Tirado教授坦言，这一条款争议最大，但意义深远：“技术代码中的法律选择条款，能引导创设者主动构建更合理的规则体系。”目前，DAPL已被迪拜国际金融中心、阿根廷立法机构部分采纳，美国多所顶尖法学院将其纳入课程，显示出“软法”工具的独特影响力。不过，Ignacio Tirado教授也强调，DAPL并非强制标准，其生命力在于各国立法者的隐性借鉴与适应性改造。

最后，Ignacio Tirado教授介绍了原则的国际影响与采纳情况，其指出DAPL已在全球范围内初步产生积极影响。而DAPL的开放性、技术中立性和私法导向性，使其具备极强的适应性和可扩展性。并进一步欢迎大家深入探讨和提出意见。

申卫星教授作为主持人对Ignacio Tirado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了感谢，并进一步组织各位与谈人与主讲人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论，大家畅所欲言，在现场碰撞出国际间的思维火花。

在交流中，姚佳教授指出，中国虽未出台数字资产专门立法，但国家数据局提出的“数据资源”概念已体现财产化趋势。她以国企设备合同中的“数据回流权”为例，揭示实践中权属模糊的困境：“数据可复制性导致传统物权‘排他性’逻辑失效，而算法衍生资产的权利嵌套更添复杂性。”对此，王晨教授从技术角度补充称，水印、私钥等控制手段存在盗用风险，法律定义需与可验证技术结合。他特别提到工业数据中嵌入的操作经验这类“复合资产”，认为需构建“使用权、持有权、经营权”分离的多维体系，才能应对技术融合带来的确权挑战。

熊丙万教授则聚焦DAPL的破产隔离原则，认为其对我国数字资产平台监管具有借鉴价值。“当前平台常混淆托管与经纪业务，客户资产安全缺乏保障。”他建议参考DAPL的“控制优先”思路，在司法实践中强化技术证据的认定标准。这一观点引发关于法律与工程交叉的讨论——申卫星教授总结称，未来制度设计需深度融合技术逻辑与法学理论，而UNIDROIT的探索为全球协调提供了开放模板。

王晨总工程师则是从技术背景者的角度发表见解，其认为数据天然可复制、难贴标签，缺乏“排他性”，难以像物理资产那样通过“占有”确立控制。现实中存在大量“数据+算法”混合资产，如：工业设备运作数据中嵌入了操作者经验、控制模型等IP内容；数据通过加工、训练转化为AI模型等衍生数字产品。如何将“数据权属”与“算法产出”的权属进行区分与嵌套识别？在传统民法“物权—债权”二元结构下，难以精确识别“控制权”或“使用收益权”；实务上，例如国企签订设备合同时约定“数据回流权”，但具体控制者仍难以界定。建议未来制度设计中，应考虑构建一种“多维度权利结构”（如使用权、控制权、收益权分离）以更精细地界定“数据资产”的法律属性。

对此，Ignacio Tirado教授回应到，较于传统民法国家（如德、法等）强调形式逻辑的法律体系，DAPL在“定义开放性”“制度简洁性”上展现出高度灵活性；这为全球不同法域之间的制度兼容提供了可能性；尤其在数据法、技术法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，DAPL所倡导的“以控制为核心的物权化路径”具有重要借鉴价值。